從特朗普到韓國瑜—網紅政客背後,是西式政治的全方位生存危機

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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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澤倫斯基以高票擊退現任總統波羅申科,當選新一任烏克蘭總統。作為一個前喜劇演員,過去毫無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澤連斯基戰勝專業政治人物成功上位,這在烏克蘭也算是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迹。

當然,在烏克蘭是奇迹,但放到全球範圍,早已見怪不怪了。自打特朗普以一介素人入住白宮,世界(主要是西式民主制度流行範圍)就掀起了一陣素人政治的旋風。除了特朗普、澤倫斯基,歐洲的極右翼勢力(比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也是在極短事件內迅速崛起。寶島台灣,近年最火的兩個政客——柯文哲和韓國瑜,也都差不多是素人出身(柯是醫生,韓雖幹過兩屆所謂「立委」,但那都是20年前的事了)。

這確實是一個很令人驚詫的變化。自西式民主制度興起來,就一直控制政壇的傳統建制派,在短短几年內,紛紛失寵,而看上去和政壇八竿子打不着,毫無政治履歷和經驗的素人,卻莫名其妙的異軍突起,登堂入室。這種政治生態的變化,背後到底有何原因呢?

這股風潮背後,既體現了傳播技術手段的變化,也折射出西方文明當下面臨的困境。而這二者背後,最深層的,是西式政治制度,正在面臨潰敗和被顛覆的風險。

首先說傳播技術手段的問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前,大眾傳播渠道是有限的——無非是報紙、電視、廣播和門戶網站。而這些傳統渠道,本身有着相對較高的門檻——無論是創建或者運行,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保障。

這種情況下,媒體基本上就淪為資本與權貴的遊戲,與大眾無緣。而對政治人物來說,只要獲得主流媒體支持,基本上也就掌控了輿論,接下來只要自己形象氣質過關,政治包裝術到位,很容易就能獲得民眾的認可,乃至愛戴。而政治素人,無論其有錢與否,鑒於其沒有進這個政治圈子,或者圈子裡地位太低,所以很難得到足夠的媒體資源,不僅無法讓自己為大眾熟知,反會遭到那些與傳統建制派關係密切的媒體的污衊和詆毀,敵眾我寡之下,形象根本樹立不起來,自然也就不可能受民眾待見。

但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後,情況改變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崛起,並迅速成為民眾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傳統媒體的渠道優勢被消解。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情況下,理論上一個推特賬號,就能夠將自己與全世界聯繫到一起,向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隨着傳播成本的急速降低(理論上已下降到一部智能手機和一張上網卡的價格),為素人參政的打開了大門。他們無需依賴傳統媒體的支持,只要善於網絡營銷和炒作,同樣可以吸引大量人氣,並將它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特朗普就是這種傳播方式革命的第一個受益者——同時也是最大的。而特朗普的成功,也為後來者指明了方向,這些在傳統媒體環境下,受限於卑下身份和匱乏渠道資源而無法出頭的素人,紛紛藉助社交媒體,來糾集民意,實現自己的雄心和抱負。

這就是技術發展給西式民主制度帶來的變化。傳播成本的巨幅下降,打破了專業政治集團通過操控媒體,進而左右民意的傳統模式,為素人上位打開了大門。

不過,大門雖然打開,但這也只不過是個基本條件而已。在接下來的上位之路上,素人依然要跟專業政客同台競爭。

而這種競爭,素人依然是處在先天不利的位置:

首先,傳統媒體的渠道壟斷優勢被瓦解,但這說到底不過是市場份額的下降而已,並不是徹底的消亡。現實中,它們依然有不小的關注度,權威性方面更是有新媒體不可比擬的優勢——換句話說,傳統建制派政客的渠道優勢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存在。

其次,政治選舉,是政治家的職業水平大比拼,在這一方面,受過專業訓練,並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專業政客,明顯不是新冒頭的素人網紅可以比擬的。雖然普通民眾在判斷事務時,普遍存在感性大於理性的毛病,但也不代表他們就完全不明事理了——這就像在看待小鮮肉和老戲骨時,雖然大家都更願意欣賞小鮮肉的漂亮皮囊,但在演技方面,除了最頑固的腦殘粉,絕大部分人還是明白老戲骨更加靠譜。

至於營銷包裝,這玩意網紅素人同樣沒有決定性優勢——你素人會包裝炒作,人家專業政客同樣會包裝炒作——西式選舉制度下,這個本來就是政客的必備職業既能之一。至於團隊方面,專業政客背後有精英集團的支持,所以它們完全有能力請到最專業,最優秀的營銷團隊——至少絕對不會比網紅素人的差。

綜上所述,社交媒體的革命,確實給素人參政打開了大門,但也僅僅是打開大門而已。在邁過這個門檻之後,他們依然要面臨專業政客的碾壓——雖然這個碾壓並不像傳統媒體時代那麼徹底,但優勢依然是十分明顯的。這種博弈,按理說政治素人依然沒有多大勝算。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從特朗普開始,網紅素人這兩年在西式政治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大行其道,雖然說離全方位勝利尚有距離,但從成長性來看,已經算是大規模流行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依然佔盡優勢的傳統建制派,紛紛被素人政客挑落馬下?這背後,其實折射出的,是西方文化圈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慘遭重創,與此同時,全球化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少數族裔在西式文明圈內擠佔福利,衝擊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再加上難民危機,地緣政治等因素,國家和社會的隱患紛紛爆發,大部分西式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經濟和社會困境。

這就意味着風險。經濟和社會的困境,不可避免的折射到政治層面,進而有可能對體制和秩序產生衝擊。

當然,也不是沒有應對的辦法。西式民主的一大優勢,就是通過選舉,輪換政黨和領袖,以這種方式來消解民眾對現狀的不滿;用這種合法的政權更迭,迎合他們改變的慾望。

這套模式當然是符合邏輯,也確實是有效果的。但問題是,這套模式也不是無限起作用。一個政府不行,民眾可以選舉換一個;第二個政府不行,民眾依然可以用選舉來應對。可三次、四次,要是老不行,那民眾就無法再忍了,到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這不是政治家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體制和社會運行規則出了問題。

一旦民眾的主流意識進階到這一步,他們就不會再滿足於政黨輪換,而是要求更大的改變——換句話說就是改革。但問題是,傳統建制派都是在現行體制和秩序下成長起來的,與體制和秩序的受益者,他所屬的政治勢力,也同樣存活於現行體制中,是體制和秩序的受益者。

這種情況下,你指望傳統建制派去改革,這個難度是很大的——不管換誰上來,只要他還是建制派的出身,就決定了他很難滿足民眾的改革訴求。

這時候,民眾要想達到目的,就只有兩個辦法——第一,革命;第二,擁護不屬於傳統政治集團的新人上位。

革命意味着掉腦袋,意味着推倒重來,這個風險太大了,不到萬不得已,民眾也不願走到這一步。至於第二個辦法,這個在以前傳統媒體時代,當時由於輿論被傳統精英掌控,不是這個圈子的人,壓根就沒辦法與民眾聯繫溝通。直到社交新媒體出現,體制外的政治素人,擁有了獨立的傳播渠道,能夠獨立不受干擾的傳達出自己的聲音,這種新格局下,才有以特朗普為首的各路神仙出場,將傳統建制派大佬挑落馬下。

只不過,素人們上位,真的能如民眾期望的那樣,給自己帶來滿意的改變嗎?未必。首先,網紅素人缺乏專業政治訓練,政治水平天然有限;其次,就算網紅素人有這個能力,但他也沒這個資源——所謂民眾,不過是人多而已,資源還是掌控在精英集團手中。素人政客可以憑民意,奪取寶座,但想把這個位置坐穩,依然離不開資源掌控者的支持——而相應的,自然就免不了接受妥協和掣肘。

而最關鍵的是,這種網紅素人的出頭,很可能會對西式政治制度,產生根本性的顛覆,進而對採用西式民主的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構成巨大的衝擊。

傳統代議制政治環境下,民眾通過選舉議員和領袖,來維持國家和社會的運轉。雖然這種間接代理模式,使得議員和政府領袖與民眾出現較大脫節,未必能很好的滿足民眾的期待和利益訴求,但相對應的,也使得這些政治精英,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從更全面,更長遠的的角度,來處理各類政治問題。

而現在,隨着傳播方式的改變,網紅在政壇強勢崛起,這些素人政客,固然會更尊重民意,但他們的專業性和職業素養,明顯不能和受過良好政治訓練,有着豐富政治履歷的傳統建制派相比———這意味着他們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大增;

其次,鑒於民意是素人政客的唯一支撐,這決定了他們必然在迎合民意方面底線大降——甚至沒有底線。

在很多普通民眾看來,這似乎是好事——畢竟這更像民眾當家做主嘛。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考慮到民眾整體素質有限,民意很多時候並不理性、科學,而是充滿了感性甚至不合邏輯因素(比如英國人在脫歐問題上顛三倒四稀里糊塗;台灣人想搞台獨的同時,卻幻想不受大陸懲罰,甚至還希望從大陸搞錢)。所以無底線迎合民意,代價很有可能就是政治決策的重大偏差。

總而言之,政治是需要講究平衡的,它既需要尊重民意,但同樣需要尊重政治邏輯,尊重客觀現實。傳統代議制雖然缺點多多,但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感性民意和政治專業性之間的平衡。而網紅政治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平衡。政治的專業性,受到了來自民意的過度衝擊。這種情況若遲遲得不到糾正或者再平衡,盛行多年,被捧為唯一正確的西方政治制度,恐怕會被民粹撕裂,進而讓整個體制和秩序,陷入不可知的風險。

走到這一步,那這些自詡文明高地,並沾沾自喜的國家和地區,就真的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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