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陪特朗普挑戰客觀經濟規律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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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談判屢生波折,根源在何?很大程度上源於美方決策者思想認識深陷悖離客觀經濟規律的誤區,因此註定事與願違;中方不可能接受對方那些不可能實現的要求,陪特朗普一起挑戰客觀經濟規律。

實事求是地說,特朗普對美國經濟的不少期望可以理解,問題是他的許多期望相互衝突而不可能同時實現。如他希望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要重建美國製造業基礎,推進美國「再工業化」,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又希望同時維持美國金融市場、金融產業巨大的泡沫,甚至還要把這個泡沫吹得更大,由於「金融荷蘭病」效應,這兩個目標相互衝突,不可能同時兼得。

何謂「荷蘭病」?這個術語源出這樣一種現象:歷史上,凡是大規模開發新發現自然資源的國家,幾乎都出現過製造業衰退的情況,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產業一枝獨秀而非石油產業(特別是製造業)欠發達,或顯著衰退,從1970年代以來從北海油氣田取得巨額收入的英國、挪威、荷蘭等發達國家,到本世紀以來石油出口收入火爆火發卻苦於輕工業和傳統重工業衰退的俄羅斯,都曾陷入這種窘境。之所以如此,這是市場體制下的客觀經濟規律所致:石油收入將通過匯率機制打擊非石油產業;石油業將使非石油產業在爭奪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的競爭中落入下風。

同樣的機制也將作用於美國這個貨幣霸權國家的金融服務業虛擬經濟部門和製造業實體經濟部門之間。只要美國依然維持着其寄生性的貨幣霸權,那麼其金融部門就永遠能夠比實體經濟部門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投資回報,在國內爭奪人才和資本投入等經濟資源時永遠佔據相對優勢,在代議制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的環境中又永遠能夠獲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法規傾斜。在這種機制下,美國人如何能夠指望本國「再工業化」取得可持續的重大成就?

「再工業化」離不開重建美國基礎設施,特朗普從2016年競選時期起就不斷宣揚其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將其列為「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支柱之一,還在4月30日與國會民主黨領袖就2萬億美元10年基建計劃達成初步共識。然而,當前美國資本市場平均回報率在12%左右,基建的凈資產年收益率(ROE)僅有3%上下,請問特朗普如何如他所宣揚的那樣吸引私人資本投入基建?……

諸如此類問題不一而足,美國的貨幣霸權本身就這樣構成了美國再工業化的障礙,我稱之為「金融荷蘭病」。美國股市越是火爆火發,這種「金融荷蘭病」越發嚴重。偏偏特朗普格外熱衷於把美股攀上歷史最高點作為自己的最大「政績」不斷炫耀,而且極度關注股市,據前特朗普經濟顧問斯蒂芬·摩爾8日在拉斯維加斯《全球思想領袖論壇》(SALT)上所說,「這個人每隔幾個小時就要掃一眼金融市場」。那麼,特朗普究竟是想要美國「再工業化」呢,還是想要維持美股眼下一時之火爆?

再如特朗普希望在美國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又想同時大幅度壓低貿易逆差,還要阻撓中資市場准入,這樣的目標組合根本不可能同時實現。須知,美國貿易逆差根源在於其國民儲蓄率過低,必然需要以貿易逆差形式進口別國國民儲蓄供自己使用,製造業綜合效率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必然在其製成品進口中佔據主要份額;中國國民儲蓄率高,必然以貿易順差形式出口自己的國民儲蓄供別國使用。我整理計算了1980—2017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果如下:

這38年裡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於美國;

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餘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於10個百分點;

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

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

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

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而且,由於美國經濟增長主要不是依靠出口拉動,而是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提速,必然導致其進口增長提速幅度超過出口,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在此環境下還要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只能導致貿易逆差再進一步放大。為彌補由此而來的儲蓄缺口擴大,美國除了需要擴大貿易逆差之外,還需要擴大引進使用外資。所以,「經濟高增長/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壓縮貿易逆差/限制外資流入」,這樣的目標組合在經濟上註定只能是個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笑話。

不僅如此,特朗普對過度管制的無效和損害經濟效率深惡痛絕,執政以來也一直努力在美國國內大幅度清理廢除過多、無效的經濟管制;但他在對外經貿談判中卻同時想把更多的管制強加於國際貿易,甚至深入貿易夥伴眾多一般意義上的國內經濟管理事務之中。既然他明白在有主權國家本國權力做後盾的國內貿易中過多管制是徒勞的,那麼,他如何能夠指望在沒有本國行政權力、執行能力作後盾的國際貿易中,居然能夠有效實施過多的管制?

……

正因為特朗普在對外經貿談判中許多目標相互衝突,所以他發起的貿易戰實施效果在很多方面事與願違:

去年3月22日,他以一紙總統備忘錄發動對華貿易戰,實施結果是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同比增長11.3%達到4784億美元,超過同期全國出口總額同比增幅(9.9%),與上年同比增幅(11.5%)不相上下;自美進口1551億美元,同比增幅從上年的14.5%大幅跌落至0.7%;對美貿易順差則從上年的2757億美元猛漲17.3%至3233億美元。

不僅如此,在此次貿易戰期間,美方在向中興收取數億美元巨額罰款之後又突如其來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供貨,把這家中國電信設備廠商中最崇信美國技術、美國信用者一度推向瀕臨絕境,這樣的做法貌似「威風」,但在全球市場參與者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國的市場信用風險,不僅激勵了中國對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的加碼投資,而且激勵了全世界下游廠商尋求非美國貨源。即使是中興的外國競爭者,在一時興奮之後也陷入更深刻的恐懼,不能不下大功夫尋找非美國替代貨源,以免自己未來遭受中興這樣的厄運,從而有力地幫助了中國新建芯片廠家拓展市場。

而且,即使中美最終達成協議,中國恢復從美國大量進口能源和農產品,中國從美國進口這些戰略物資的心理上限也必然會低於貿易戰爆發之前。打個比方,以前可能認為每年從美國進口5000萬噸原油是安全的、可以接受的,在經過這場貿易戰之後,心理上限恐怕就會下降到了3000萬噸。美方升級貿易戰越多,中方調低心理上限越多。

從宏觀經濟運行來看,他發動這場貿易戰還給美國宏觀經濟運行額外增添了巨大的不確定風險,提高了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在明年大選年爆發的概率,有可能嚴重損害他自己連任的前景。從美國經濟周期運行的規律來看,從2009年以來持續近10年的經濟「反彈+增長」必定正日益逼近轉入蕭條的拐點;進一步深入分析美國宏觀經濟貌似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表象,可以看到其中水分不少,且存在一系列重大風險,美國政府頭面人物、包括特朗普自己在經濟數據貌似良好時違反經濟常規地不斷要求降息,甚至要求重啟量化寬鬆,實際上就是他們缺乏底氣的表現。

從美國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來看,特朗普發動的對華史詩級貿易戰也很有可能導致美國發展徹底偏離他初衷所希望的方向,即減少干預外部事務與投入、固本培元。

「強化和推廣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將能比軍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發積極的改革,而不是試圖傳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適價值。」——特朗普在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講充分展示了他的理念初衷:一貫主張對外戰略放棄以意識形態劃線,以求減少美國捲入得不償失外部衝突的風險,並適度收縮美國的海外存在規模,由盟國分擔軍事保護費,以減少軍費和國際事務負擔,集中資源建設國內。他發動規模數十倍刷新全球貿易史紀錄的對華貿易戰,初衷也是想取得更多經貿利益;問題是他的團隊成員們全都志在於此嗎?如此大規模的貿易戰一旦挑起,並在他的某些團隊成員努力之下曠日持久、節節升級,且有向其它領域蔓延之勢,是不是正在悖離他自己的初衷呢?他需要明白,他的團隊成員與他個人利益和理念志向並不完全一致。

所以,中國在中美談判中為什麼要堅持某些基本原則?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國家和國民發展的天賦權利,不僅僅是因為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而且還因為美方許多期望、主張本身就悖離客觀經濟規律且自相矛盾,因此根本沒有可行性。特朗普個人願意挑戰客觀經濟規律,那是他自己的事;但不要指望強迫中國陪他一起,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南牆前撞得鼻青臉腫,甚至頭破血流。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道理說清楚?是因為美國不僅是我們在這場貿易戰中的對手,而且是我們作為一個成長中大國經驗教訓的來源。坦率、客觀分析美國運用其國家力量時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借鑒汲取,有助於中國發展得更平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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