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石油地緣戰略與中國 西藏新疆地區安全

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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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以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出現了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五國。中亞五國所獨有的北隔俄國東臨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僅次於中東的油氣資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亞戰略中,把該地區列入應特別關注的「戰略利益地區」,努力使之成為21世紀美國可以控制的地區。1997年底美國又開始把外交的重心轉向南亞。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1997年11月訪問南亞和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對南亞進行正式訪問,標誌着美國對南亞外交出現新變化。

一、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圍繞着中東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運輸線展開的

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圍繞着佔世界石油儲量三分之二的中東地區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運輸線展開的:西線是由波斯灣經紅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線;東線是由波斯灣經科倫坡、馬六甲海峽、馬尼拉、關島、夏威夷到美國的太平洋航海線。只要觀察一下20世紀美國曆次重大外交舉動,基本都是沿着這兩條線索展開的;反之,都不會引起美國外交太多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長驅直入,對此美國坐視不管;一旦日軍靠近上海,美國才認真起來。兩伊戰爭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擴張,美國就慷慨資助。然而,一旦伊軍調頭南下,那就遭到美國「沙漠風暴」行動的打擊。海灣戰爭前,美國外交最大的遺憾是不能對中東石油實現直接控制,而美國在中東的「首要國家安全利益」是海灣的石油利益。1992年2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美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在中東歷史上美國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邀請」下,堂而皇之地向海灣開進了50萬軍隊,並用打退伊拉克軍隊同時又保留薩達姆政權的策略,達到了使美軍長期「應邀」駐紮海灣的戰略目的。

20世紀美國外交策略是19世紀英國外交策略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靠近中東及中亞石油國四周及石油運輸線兩側的國家越小越好,因為這樣便於他們控制;離此之外的國家越大越好,因為這可使他們在巨石般相互磨擦擠壓掣肘中無力他顧。恰好近代以來的世界地理政治就是沿這條線索發展和布局的:在歐洲大陸是德、法、俄間的掣肘;在西亞及南亞,是兩伊及印巴間的掣肘。

20世紀90年代,英美等西方國家又通過促成蘇聯解體的方法,把它們的宿敵俄國版圖遠遠地推向北方,在俄國和中東石油國間,出現了一片細碎的中小國家。這個原理也可以說明,巴拿馬、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科威特及新近獨立的厄立特里亞等小國得以脫離大國母體並能在大國眼皮底下長期存在的原因。長期以來英美就是通過所謂「巴爾幹方式」製造小國,並通過玩弄平衡遊戲大獲其利。

目前,在中東和中亞周圍除中國外,已沒了有實力的大國。這樣在21世紀,分離中國西部,特別是中國西藏、新疆地區,將很可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些國家的目標所在。在把俄國推向北方之後,再在中國和中亞中東石油國之間設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這樣的政治屏障,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來,符合他們永久控制中東中亞石油的戰略利益。   

南亞是中東的側翼,在大國全球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亞大國,地緣優勢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亞次大陸的重心,如利劍南插印度洋,逼視橫穿印度洋的國際航海線;巴基斯坦是中亞國家進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門戶,同時也是波斯灣的「側門」。因此印巴兩國便與大國利益,特別是與大國的石油利益產生了不可分的聯繫,並在大國的全球戰略中成了必爭之地。   

冷戰期間,美蘇爭奪全球霸權,南亞地位在大國利益交匯中驟然上升。1971年,蘇聯和印度簽定了帶有明顯軍事性質的《印蘇和平友好條約》;1955年至1979年間,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國操縱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國參加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後改為《中央條約組織》)成員。這種大國利益交叉衝突到1979年底由蘇聯侵略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推向高潮,與此同時,美巴關係也在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及美國國務卿黑格分別在1980年和1981年訪巴後得到全面加強。美對巴在物資道義上給於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蘇聯軍事佔領阿富汗的戰略意圖。

冷戰結束初期,從蘇聯解體產生的混亂中誕生的俄國,正處在政治經濟過渡的陣痛期,此時美國外交似乎沒了對手,就連美國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國將根據什麼來確定自己的未來外交戰略。在這一段時間裡,南亞和中亞在大國外交中的地位顯然是下降了。

二、20世紀90年代美國外交開始向南亞傾斜,意在進一步遏制俄國南下和中國西進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國從混亂轉入穩定。美國意識到不僅俄國沒有被打垮,中國又在改革開放中隨亞太經濟的迅速發展而崛起。面對這樣一個日趨多極化的世界,美國也開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戰略,其特點是以俄國與中國為遏制目標,以大西洋和太平洋為兩翼,在遏制俄中兩國的同時,阻止世界多極化潮流的發展,以確保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為此美國不顧俄國的強烈反對,正式啟動北約東擴計劃,於去年7月舉行的北約馬德里首腦會議上,確定波蘭、捷克、匈牙利三國為首批接納國;在亞洲地區,美國大力散布「中國威脅」論的同時,利用人為製造的東北亞緊張空氣,不顧中國和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反對,重新修訂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擴大了針對「周邊事態」美日軍事合作的範圍。這不僅加大了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而且還對東亞地區的穩定,形成真正的威脅。   

在去年完成了上述旨在從東西兩翼遏制俄國和中國的布署之後,去年美國進一步加強了對中亞和南亞的外交攻勢,其目的首先是確保美國對這一地區石油的絕對控制。美國看到20世紀未發生的對21世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莫過於亞太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及其隨之而來的對中東中亞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長。這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意識到搶先取得中東中亞石油控制權對它們,特別是對於已完成北約東擴和日美軍事合作關係的美國,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   

要控制中東中亞,首先必須控制南亞。南亞是中東的側翼和中亞的重要門戶。控制了南亞的印度就掐住了亞太各國石油進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亞石油進入波斯灣的出口。目前美國的石油公司在中亞與其他國家角逐,同時美國政府則開始在南亞展開其外交攻勢,擴大其影響力,為中亞石油的輸出事前做好準備。這是經濟考慮。

美國外交開始向南亞傾斜,在政治上還有進一步遏制俄國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國經濟從而能源需求西進的戰略意圖。美國傳統基金會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研究報告認為:俄羅斯和中國仍是潛在的強勁對手;俄羅斯與西方浪漫的夥伴期已經結束;莫斯科正試圖在屬於蘇聯的地區重新獲得影響力,防止在蘇聯地區重新被俄羅斯控制,是西方應該優先考慮的重要問題;美國不應在歐洲和中亞地區給予俄羅斯一個特殊的勢力範圍;由於中東地區越來越不穩定,裏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蘊藏的豐富的碳氫化合物資源以及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天然氣資源對西方的經濟發展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應採取措施以保證美國能夠控制這些資源。美國人的這些看法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表現得尤其明顯。

冷戰結束後,俄國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東西夾擊的攻勢下,日益把外交注意力投向印度洋,試圖從南面打破西方的戰略包圍。1995年俄國總統葉利欽訪問印度,雙方簽訂新的友好條約以代替1971年蘇印簽訂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的條約。1997年春天,印度總理高達訪俄,兩國決定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當年7月巴基斯坦外長古哈爾·阿尤布訪俄,兩國外長決定建立直接聯繫。中國從1993年已由石油出口國變為石油凈進口國。至1996年,中國在美國和日本之後已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費國(當年石油消費量為1.72億噸,國內石油產量僅為1.56億噸),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對中東和中亞石油進口產較大依賴。20世紀90年代中葉,中國已開始從戰略的高度關注如何保障未來中國原油需求和進口問題。

1997年中國石油公司與伊拉克、伊朗簽署了一系列開發和進口原油的協定,特別是中國在哈薩克斯坦境內開發油田大型招標項目中擊敗美國的石油公司后一舉奪標。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美國的關注,並促使美國政府在去年完成北約東擴和重新確定「日美安保同盟」關係的戰略部署後,立即開始了對南亞的外交攻勢。外電報導:1997年奧爾布萊特和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問南亞「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20年前為了遏制北方蘇聯對南亞的咄咄攻勢,美國總統卡特訪問南亞;20年後的今天,美國國務卿攜「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為美國總統再次訪問南亞打前站,此舉含意深遠。

三、中國具有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

俯瞰世界地圖,不難發現,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中國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緣戰略優勢。我國廣袤的的版圖不僅處於亞洲中心,而且還處於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東接太平洋,有漫長的海岸線,這利於我國對外開放,特別是對日美等發達國家開放,以獲取中國發展不可缺少的資金技術,促進貿易拓展;它西直接與中亞富油地區接壤,這利於我國獲取經濟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油氣資源。這種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在當代世界各大國中是較為獨特的。如果再考慮到「亞洲太平洋時代」到來這一難得的「天時」和中國人民為現代化目標而奮鬥的共識,可以說,中國的發展已有了極好的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條件。在經濟發展初期,中國東部的地緣優勢對我國對外開放和貿易大規模展開發揮了巨大作用;到21世紀隨中國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西部的地緣優勢將對滿足我日益增長的石油進口需求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條件。20世紀前半葉,經濟崛起的日本為了控制通往中東的石油運輸線,在三四十年代用武力把中國東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幾個小「國」之後,它又用了幾乎是全部的國民財富與美國在太平洋進行了殊死卻又是失敗的血戰。對資源極度貧乏的日本和對中東石油有相當依賴的美國而言,控制經台灣海峽、馬六甲海峽,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終達波斯灣油區的航線,實在是太重要了。為此,在這條線上美國和日本結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國新疆地區與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直接接壤,與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石油富國亦相距不遠;中國與巴基斯坦歷來是友好鄰邦。中國西藏與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達霍爾木茲海峽;中國雲南與緬甸為鄰,如果能夠進一步加強與緬甸的友好關係,在緬甸鋪設輸油管道,將中東的石油海運到緬甸的港口卸下後,再通過輸油管道輸送至我國西南,則同樣可以避開繁忙的馬六甲海峽。與美國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相比,中國西部這幾條陸路石油線不僅對中國石油進口,而且對與中國接壤的中亞南亞諸國石油出口或轉運來說,安全係數要高得多。因為這些線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國的主權範圍內。

即使從軍事安全的角度說,這些線路地處中國境內縱深地帶,遠離海岸線,也有利於發揮中國陸戰優勢。陸戰歷來都是東方軍隊的特長:且不說拿破崙在西班牙和俄羅斯(與西歐相比,這兩個國家具有較多的東方特點)的慘敗,我們只要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在朝鮮和越南的東西方軍事較量,就會發現西方人似乎並沒有從中撈到什麼便宜。制空權和制海權是西方近現代軍事理論的基石。盡最大可能避免陸地作戰,是西方人在東方作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抗美戰爭除外──的通行方式。

因此,只要西藏新疆穩定,我們就能保障中國境內的這條貫通東西,聯結中亞和中東的油氣運輸大動脈的安全;只要搞好中亞南亞諸國的關係,我們就可以保證這條線路的暢通無阻。與其他大國相比,要做到這一點,對中國來說要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中亞南亞國家經中國內陸的東向石油出口線路與經阿富汗或其他國家的南向路線相比,不僅風險最小,而且市場巨大,利潤回報也相當豐厚。目前這條線路已為一些國家關注。

1995年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訪問日本,日本承諾投資10億美元解決石油加工運輸問題。日本三菱財團與美埃克森石油公司聯手,致力於推進「跨世紀工程」──橫跨亞歐大陸、長8000公里的「泛亞石油大陸橋」。這是一條連接中亞和遠東的天然氣管道,它西起土庫曼斯坦,經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橫貫中國北方,最後一直抵達日本。它在逶迤東去的路上彙集土、烏、哈三國和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的天然氣,集中向東亞地區輸送。據日本外交官披露,這項巨大工程將耗資220億美元,日本三菱財團會同土庫曼斯坦及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等「正在研究其路徑」,估計從土庫曼斯坦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億美元投資;然後,能源管道將從海底下通日本,約需100億美元。這位外交官坦言籌劃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對天然氣的需求將翻一番。

1997年9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開發裏海東岸的石油並鋪設通往中國新疆的輸油管道的總額為95億美元的協定。《亞洲周刊》稱與這條石油管道連接,中國大陸鋪設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羅斯《獨立報》稱「這當然要比把管道通過不穩定的阿富汗鋪設到海灣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灣的道路上成為被禁運的伊拉克的人質要好。」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經中國境內東起連雲港西至荷蘭鹿特丹的新歐亞大陸橋迄今已開通5年,可以預計,連接中亞南亞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鋪成,也將在下世紀成為不爭的事實。這條線路對21世紀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發展,尤其是對東北亞日本的經濟持續發展意義都十分重大。

四、建成貫通經中國內陸通往中亞南亞乃至中東的石油線路,對我國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不僅如此,貫通經中國內陸通往中亞南亞乃至中東的石油線路,對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這條線路可以使中國擺脫日美為控制太平洋石油運輸線而產生的衝突,從而就可以使中國以更為超脫的地位來處理目前大量存在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雙邊或多邊矛盾。遠東地區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經太平洋通往中東富油區的運輸線上:為了控制這條運輸線,美日之間發生了曠古未有的大血戰;部分是由於藉助了這條線上的樞紐地位,東盟在東亞才具有了特殊的國際地位。石油戰略資源的進口若能擺脫縱橫於太平洋上的這條運輸線,21世紀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抽身於日美間的歷史宿怨,使自己擁有更為超脫的大國地位。

目前美國對華外交的策略似乎是聲東擊西。他們今天炒出個「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明天又炒出個「釣魚島問題」和「南沙群島問題」, 只要中國被扯進這些沒完沒了的「問題」魔方之中,美國不僅可以超然的姿態在打平衡牌中大獲其利,而且還可以達到拖住中國經濟西進的戰略目的。

美國在1997年完成北約東擴和進一步強化美日防衛合作關係這兩大帶有火藥味的戰略部署之後,1998年美國外交的重點已轉向南亞地區(美國的南亞外交與中亞政策是一個整體)。這是一個必須高度關注的動向。我們看:部署於東北亞的日美間的「防衛合作」,不管他們作何種解釋,它已將中國台灣地區納入所涉「周邊事態」的範圍之中。一旦失去對台灣事態變化的控制力,中國就失去在中國主權範圍內的進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屆時,中國將再次面臨被圍於「環島鎖鏈」之中的形勢──這是美國1997年完成了的部署。如果1998年美國再在南亞和中亞完成類似的部署──這是美國新南亞外交可能要達到的目的,那麼,一旦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關係出現緊張,我們就會面臨在經濟騰飛需要大量能源的情況下,石油進口線被截斷的可能。美國世界戰略的要點是中東石油;美國對華外交的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在地緣政治上阻止中國國力西進並打斷由此引起的中國與其接壤的富油地區的直接聯繫。美國已用促成蘇聯解體的方式使俄國遠離中東富油區,下一步美國也會用同樣的思路即用分離中國西藏新疆的方式在中國達到同樣的目的:分離西藏新疆能在中國和中東富油區間揳入一道政治屏障,這符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戰略利益。所謂「西方七國集團」實質上是世界石油資源壟斷地位共享集團。他們的投資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壟斷利益上,他們是一致對外、毫不含糊的。

聽其言而觀其行,是判斷美國外交走向的最簡潔的方式。美國外交的實用主義原則在海灣戰爭中暴露無遺:海灣戰爭後期向伊拉克政府軍發起攻勢的庫爾德人曾確信高喊「人權」的美國人會支持他們的行動,但結果大出所料,美國人竟保留了戰爭中的死敵薩達姆。其實,原因很簡單,只要薩達姆不倒,科威特等國就會對美國的軍事有所依賴,美國在海灣長期駐軍就有正當理由;只要美國在海灣長期駐軍,美國的石油就不會斷流。為了中東石油,美國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顛三倒四;同樣為了石油,美國也會不會對中國心慈手軟。美國所謂「西藏新疆人權問題」,其實質就是對中東的石油控制權問題。控制了中東和中亞,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這是美國的邏輯。對中國而言,穩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給線;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給線,中國經濟的新世紀發展才有切實保證。

五、對策與建議

今天的歷史,像是在往冷戰政治回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美蘇開始了對歐洲的爭奪,由此便出現了北約和華約的對抗;接着美蘇又在東亞爭奪,由此便產生了日美軍事結盟及為「遏制共產主義」而拼湊的「環島鎖鏈」。60年代後,美蘇爭霸的重點移向中東和南亞地區。80年代,蘇聯侵阿富汗,把這場爭奪(自50年代的朝鮮戰爭后)再次推向高峰。90年代蘇聯解體之初,歷史似乎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的無序狀態。過去為冷戰而結成的各種軍事或政治聯盟,一度都相互冷落了。90年代中期,隨着俄國的復甦和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美國及其盟國在沒有明顯對手的情況下,又重操舊業,默不作聲地從東西兩翼完成了對俄國和中國的戰略包圍;現在他們又開始把觸角伸向南亞,對此我應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一、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充分認識西藏新疆地區對中國21世紀發展所具有的戰略意義。在西藏新疆的主權問題上絕無絲毫妥協的餘地。現在就應提醒的是,21世紀,如果西藏新疆地區發生規模較大的動亂,我們首先要警覺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國家再次運用他們在海灣戰爭中用過的所謂「保護庫爾德人禁飛區」的策略,來變相肢解中國西藏新疆地區。西藏新疆地區的穩定對於中國整體穩定有着重要的影響。蘇聯的解體是從三個波羅地海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開始的,西藏與新疆如果發生政治動亂,就不可能不引起類似的連鎖反應:這不但會使我國西側失去高原屏障的天然保護,而且還會進一步威脅到西南地區的國防工業安全。

二、經濟由沿海地區起步,然後再轉向內地繼而向海外擴展,是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比如英國和美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相反,發達地區長期過度集中於沿海城市,則是資本外圍國家依附型經濟的一般特徵。中央已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並把發展的重點日益向中國西部地區傾斜。近些年,尤其在基礎產業上,中央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導向是明顯的:建設了京九鐵路、三峽與小浪底工程、喀什—庫爾勒鐵路、塔里木油田等。這裡應當及時提醒的是:我們應預見到三線建設的遺產在今後中國經濟西進中可能再現的戰略價值。如果我們完全忽視和拋棄了這份遺產,那麼,未來在中國經濟西進的道路上,還得耗費巨資再次重建大量基礎設施與骨幹企業,從而造成很大的浪費。鑒於國際政治形勢的上述變化,中國經濟西進的進度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政治安全,已有了迫切的意義。

三、要充分重視與中亞國家的友好關係,從地緣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參與中亞和中東地區石油開發的深遠意義。久拖不決的阿富汗內戰已給周邊國家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也影響了美國中亞戰略利益的儘早實現。美國也急於建成經阿富汗連接中亞和波斯灣的石油輸出管道。我國應利用阿富汗內戰久拖不決的時機,在積极參与阿富汗和平進程的同時,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聯繫,以低風險、大市場的優勢,把中亞石油出口的興趣較持久地引向中國。

四、把中亞國家石油出口興趣持續引向東亞,不僅符合中國的也符合東北亞各國的戰略利益,建設從中亞經中國大陸直抵東亞的石油進口線路有利於東北亞各國避免對海上運輸線的過分依賴。這條管道如果建成,它對中國和日本及東北亞地區發展都有世紀性的意義。因此,我國在這方面應積極培育東北亞共同利益生長點,推進與日本、韓國的合作,在開發中亞石油問題上形成東北亞的區域性國際合作,以爭取日韓對我國西部安全與穩定的政治支持。■

來源:《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2期,收入《張文木戰略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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